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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影史经典《悲情城市》4k修复版今日公映,MW独家专访呈献

导语:2月14日,《悲情城市》当年参与拍摄的剧组团队在中国台北齐聚一堂。

  (本文作者:于婧)

  1989年,史诗级电影《悲情城市》横空出世,为华语电影摘下第一座威尼斯影展金狮奖最佳電影奖。这部电影是导演侯孝贤首次突破个人记忆叙事之作,也是他艺术风格的集大成之作。33年后,4K数字修复版《悲情城市》于2月24日公映,新经典文化也同步发售珍藏版剧照书。《周末画报》独家专访修复版出品方执行长褚明仁先生,讲述这部划时代的里程碑之作当年的趣闻轶事,以及它对历史、回忆,乃至整个华语电影的深远影响。

《悲情城市》修复版预告片

  2月14日,《悲情城市》当年参与拍摄的剧组团队在中国台北齐聚一堂,现场非常热闹,恍若33 年后的同学会一样。梁朝伟也惊喜出席首映礼,这是梁朝伟时隔十年再度来到台湾。在致词中他提到导演侯孝贤的提拔,带他开始接触文学作品,是人生中无法抹灭的一段恩情。

  梁朝伟聊起往事,非常感慨。说自己当年每天要从台北坐车去九份拍戏,来回三四个小时,就和侯孝贤在车上讨论表演和文学。

  梁朝伟说他第一天拍《悲情城市》的时候,做梳化的淑珍姐分享了一盒凉面给他,于是他在剧组就天天吃凉面。这天首映会结束后,剧组大家夜宵,梁朝伟又吃到他心心念念的台湾凉面了。

  《悲情城市》是中国台湾电影史上里程碑意义的史诗巨片。侯孝贤通过长镜头和中远景而选择的旁观者立场,更让他的电影超脱了一般的自传视野,深刻的历史审视震惊了中外,获得第4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 、西阿克特别奖。2022年,釜山国际电影节评选出百大亚洲电影,《悲情城市》(侯孝贤,1989)位列榜首。

  《悲情城市》的获奖一定程度上开启了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电影的“国际影展”之路。《电影手册》影评人出身的大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总结了侯氏电影的意义:这证实了中国电影能同步于现代电影,并且将自此同步于现代电影。

侯孝贤的影片有一种强烈的独立自觉的台湾意识,蕴积着深厚沉潜的文化自觉。电影用诗化叙事风格,与观众们一起来凝望和回眸过去的岁月。在与电影修复版出品方执行长,同时也是这本书的主编褚明仁先生的独家专访里,他讲述了这部划时代的里程碑之作背后的趣闻轶事——

  “今天之前,这个故事你从没听过,也不敢讲。”80年代的影片封存了40年代的庶民故事。人们看得恍如隔世,懵懵懂懂。

  “在《悲情城市》之前,台湾电影没有入围过欧洲三大影展的主竞赛。”褚明仁首先谈起了影片的起源。彼时,制片人邱复生在戛纳买卖新片,每每看到影人走红毯,都会感叹,“台湾电影何时也能入围主竞赛,走红毯。那是他最大的雄心。”于是,新电影的推手之一陈国富,便把侯孝贤推荐给了他。侯孝贤提出了“悲情三部曲”的构想,邱复生随即决定投资,因为这个构想如此有意义,“即使不得奖,也可以留给子孙后代。”没想到第一次尝试就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影片。

  喜出望外,却蓄谋已久。

  “想要拍到入围三大电影节的水准,必须要在声光技术方面跟人家齐头并进。”侯孝贤在拍摄《恋恋风尘》时就想和录音师杜笃之尝试同步录音,可摄影机的马达声实在太响,即使用棉被包裹也依然嘈杂,便只好作罢。“后来王正方拍摄《第一次约会》,带了一位可以做同步录音的美国录音师。杜哥(杜笃之)自告奋勇,去跟这位外国录音师学习。”尽管由于设备限制,这部影片最后只做了半套同步录音,杜笃之却为下一部的《悲情城市》积累了经验。邱复生找到阿荣企业的林添荣,让他引进一套静音型Arriflex BL4s摄影机,租借给《悲情城市》拍摄。那是台湾的第一套。正是这套设备,成就了《悲情城市》的声音,也成就了华语电影的辉煌。

  “后来邱先生来内地拍《大红灯笼高高挂》,甚至徐枫(监制)拍《霸王别姬》,还有叶鸿伟拍《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这些合拍片都是用这套摄影系统来完成的。”同步录音的技术就此在华语电影圈蔓延开来。侯孝贤让杜笃之开一个设备清单,用《悲情城市》的奖金为他购置了全台第一套完整录音设备,第一次使用,便是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时至今日,这套设备依然被安置在杜笃之的公司里。

  新技术让《悲情城市》在电影美学上有了无与伦比的新鲜感。“记者场看完以后,我们问外国的媒体影评人的看法。他们觉得说,哇,这个时代背景有点复杂,但普遍都觉得美学这方面是做得非常好,那种长镜头,不介入的方式,自然的美学。”

  曾经是电影记者的褚明仁回忆起自己在威尼斯电影节的经历,“当时评审团里有一位内地来的评审,就是谢晋导演。我们记者常常找他问,他也知道我们的目的,所以一开始都是打哈哈,有点‘尔虞我诈’,可是最后也混熟了,他就讲了很多真心话。他觉得这个片子真的不简单。评审团主席是俄国导演安德烈·斯米尔诺夫,他很喜欢陶渊明的诗。

  得奖后的酒会上,他说大家看到这里面有像唐诗一样的诗意。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廖桑(剪辑廖庆松)就很得意。他跟侯导磨炼合作,已经磨出了一套自己的方式,用大块的剪接,觉得有杜甫和李白的意境。所以他听到这些话,觉得找到了知音。”

  《悲情城市》在台湾上映之后,获得了不错的票房。“一个是冲着威尼斯影展,一个是它浓浓的台湾本土色彩。日治时代人民的衣食住行,用了很大的功夫去考据,今天回来看,就像一个时空胶囊。”时代背景下的普通家庭,被侯孝贤真实地拍摄了下来。

  “他其实很多电影不是讲宏伟的大历史,常常是用一个家庭,他只是透过这个家庭让我们看到这个历史。这家人的男丁,大哥陈松勇中弹身亡,老四梁朝伟被抓走,老三高捷头脑也坏掉了,但你看最后一场戏,大嫂陈淑芳叫大家准备吃饭,吃饭就是生活还要继续下去。”质朴的内容和美学的新颖,给当时的观众带去了冲击和亲切。演员用最自然和真实的方式说话、走路。“新电影是对教条式电影的反扑。当时社会在慢慢解严,这股洪流是压不住的。新电影也一样,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必然之下产生的《悲情城市》保存着两段不同时期的历史,终将在33年后的今天,产生新的魅力。

您期待年轻一代,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反应?

  褚明仁:《悲情城市》很难得的,就是里面的语言。林文雄这个角色,演员陈松勇是闽南语电视剧里的演员。他看上去是一个很粗犷的人,但他小时候学过汉学。今天讲的闽南语,以前是河洛话,是唐朝的古音。所以我们用闽南语来念唐诗,那个韵脚是非常契合的。陈松勇念过私塾,会用这种汉语。我们看到里面他满口粗口,在那个国民党压抑的统治底下,你讲粗口,当时觉得特别亲切,特别爽快。这种语言是33年前那一辈的。今天的年轻人,很多台语已经没办法讲那么溜了。上次我们放映,年轻人反而觉得里面有种新的亲切和感动。我去年做《少年吔,安啦!》的经验就是,要把复刻做好,就是要考虑怎么“转译”。要让年轻一代来看经典,很大的工程就是“转译”,怎么让旧的东西得到共鸣,如何将一个老电影赋予新的意义,然后用什么角度和当代的这些年轻观众对话,吸引他们来看。我做的这两部经典的影片,反应的都是台湾斯土斯民的生活,经过影像来还原。上次我们放映时,很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说看了很感动,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历史,这样才会深刻地去热爱自己的土地。

这次《悲情城市》,做了哪些修复?

  褚明仁:它其实是一个数位调光版,噪点是没有修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片子的底片在东京保存了二十几年,恒温恒湿状态。后来那边仓库满了,问制片人跟出品人邱复生先生,要不要先领回去。邱复生就把它领回去,再放到香港。那里有一个恒温恒湿的仓库,很多有名的片子都放在那边寄存。所以它的底片状况是非常好的。邱复生先生就想说,那我们先把它数位化,在做调光。结果调光以后,他发现这个看起来味道更接近胶片。我们就再找廖桑,当年就是他调光的,他就把它再调回来,他觉得底片那个光有点太粉嫩,像日本爱情片,跟这部的通调不符。声音方面,杜哥也去掉了一些杂讯。

这本剧照书里有什么,特别推荐给读者的吗?

  褚明仁:这些剧照是专业剧照师陈少维先生拍摄的,当时有彩色和黑白的。彩色的很不幸,影片发行完之后没有留。那还好黑白的有留。陈少维先生说,当时侯导跟他讲,底片要留着哦。多亏陈少维先生保留了下来。我们33年后再重新冲洗。除了剧照,还有工作照,可以看到当时他们拍摄的环境,绝对是有情怀的。这些就是我讲的,戏里戏外,这个过程,也像时空胶囊一样保存了下来。

【责任编辑: 徐亚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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