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视率造假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今年两会上又成为众矢之的。3月8日上午，在新闻出版界小组讨论时，全国政协委员欧阳常林提到：现在很多电视台存在收视率作假现象。而全国人大代表、央视主持人张泽群则主动提出“要向电视收视率开炮”。

　　2015年开始了“一剧两星，一晚两集”的省级卫视新时代，轰轰烈烈的反腐风暴也刮到了电视圈；而两会委员和代表的集中炮轰，让“收视率”再度成为“出镜率”最高的话题和热词。以目前态势看，广电反腐如火如荼，收视造假现象极有可能是下步的整顿重点。

　　两会委员和代表的集中炮轰收视率

　　3月8日，新闻出版界小组讨论时，全国政协委员欧阳常林提到要坚守媒体的主流阵地。他表示：现在很多电视台存在收视率作假现象，比如一个制作公司， 要卖一个节目给电视台，也找了很多广告商，要和电视台签对口协议，协议包括收视率要达到的指标，这中间就有专门做收视率的公司来做这个事情，收视率作假严 重影响了媒体的公信力。这个问题到了该抓的时候，我们在主流媒体阵地里要弘扬正气。

　　同日，全国人大代表、央视主持人张泽群主动提出“要向电视收视率开炮”。他说，如今中国的电视节目被收视率绑架，电视节目娱乐化、庸俗化严重，长此以往，中华文明将被蚕食，值得警惕和深思。张泽群在发言中，历数电视收视率调查的三宗“罪”。 首先，收视率调查方式不符合中国国情。由于引进的是西方的调查方法，西方在地区、民族、文化等方面差异并没有中国这么大。二是收视率的数据缺乏公信力。目前我们依靠收视调查仪收集数据，而全国只有1万个左右调查仪。三是不符合政策要求。有的电视台为了提高收视率，一味地靠娱乐化吸引眼球，不惜巨资引进国外版权，节目格调不高。

　　收视率造假是如何操作的？

　　目前，收视率被污染甚至被操纵已成某种潜规则。总结起来，可以通过三种手段达到收视率造假的目的：

　　第一，收买和行贿样本户。索福瑞通过全国5000个样本户获取数据样本，一个节目如果一个城市搞定一家样本户，就可以让该节目在当地的收视率提升0.5。部分广告代理公司、电视台工作人员获得样本户信息后，以小额汇报贿赂样本户锁定某频道，以提高其收视率。

　　第二，窃听和截留数据。此前有相关方面通过关系从电信内部拿到索福瑞的电话清单，并监听公司电话获取样本户信息。同时，干扰数据回传线路，窃取测 量仪传回的信息，以及样本户的电话。但随后，索福瑞通过内部电话交换系统屏蔽了所有通话的电话号码，并把电话线路回传数据(语音信息)更改为GPRS数据回传(不再有语音功能)，杜绝了这种作弊办法。

　　第三，直接篡改数据。索福瑞的核心商业机密即是样本户信息，回传数据的机房据称只有索福瑞的高层掌握。此前东方卫视副总监徐向东曾经在接受采访中表示，收买样本户是低级和低成本的，最直接是篡改收据，而通过谁篡改、怎么篡改，圈子里都有约定俗成的规则。

　　整顿收视率，撕开电视行业黑幕的口子

　　早在今年1月29日，中央纪委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纪检组组长李秋芳在做客中纪委网站接受访谈时透露，派驻纪检组去年对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大关键领域腐败的常规表现、惯用手法，进行了探底调研，针对影视业领域的审查员受贿助影视审核、卫星节目落地回扣空间大、广告经营回扣开路等五大“潜规则”将在2015年进行深入调查。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整顿收视率造假，则是撕开了电视行业黑幕的口子。造假令人感到气愤，对粉丝而言，收视 率造假的直接后果在于：该火的电视剧和明星没火，虚火的明星却拿到了更多的片约和更高的广告代言费用。而对行业来说，收视率的一点波动往往意味着成百上千万的利益再分配。

　　在收视率产业链里，广告代理商根据收视率调查公司提供的收视数据，向电视台购买广告资源，同时向广告主收取佣金或服务费。在这个四方博弈的利益链条里，广告代理、收视率调查公司和媒体这三方的紧密关系，都容易在制度上形成收视率造假的动机。也正因为这块蛋糕的庞大，从电视台到广告公司，都试图从中分一杯羹。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的人士就表示，电视开展广告业务，但同广告商议价取决于自身收视水平，而国内有些第三方收视数据公司也存在收受卫视台贿赂而因此造假。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所有收视城市组中，重庆是最受关注的地区，一是由于它是推及人口最多的城市，二是因为本地频道相对较弱。以3月1日为例，19:30—21:15时段重庆地区的外地卫视组收视份额已经达到47.6%，而央视组仅为19.5%，半数份额被外地卫视侵占。并且，现阶段各卫视在重庆地区的占有率情况也很不同寻常：不管是什么剧目类型，不管是首轮还是二轮，重庆人民照单全收，口味甚广。一般来说，外地卫视高于本地卫视的收视率，二轮剧畸高的收视率， 都是不正常的，都经不起较真儿和查证。如果反腐风暴真的要追究收视造假的事，不妨先从这里查起。而且，像重庆这样的城市远远不止一个。